氣難下

學校的事雖然已可以說是事不關己，畢竟自己已脫離苦海了。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事」，要說的，要反映的，要投訴的，當年都說了，反映了，也投訴了，而如今多言也顯得有點無謂兼多餘。但想到那些曾經和自己甘苦與共、一起為學校「打江山」的同事好友，如今還日夜受無恥學校的壓迫，真是怒不可遏氣難下！

學校的恐怖行政制度真是罄竹難書。之前提供的代課事宜，只是其中一項。開始的時候，我實在不明為何一些明明是不合理的事情，學校又總能找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謂「大道理」去支持說項。後來，我便明白這一切皆因校長擁有一套「超乎常人」的思考方法。


說話大家一直都對課擔的編排甚有微言，試問一位語文老師如何承受一星期五天，每天四班語文課的工作量？另外，每人還要做班主任以及擔任其他校務科務的工作。雖然學校是在三時許放學，但許多同事都要在留校工作至七八點，直至家人追call，留到實在不可再留的時候，才拖着疲倦的身軀回家。當然，走的時候，一同離開的還有放在手袋裏、背包裏那一疊疊沒批改完的學生課業。大家日以繼夜地工作，最初是為了教好每一課，漸漸便是為了趕上教學進度。

雖然大家對課擔編排有微言，但也止於同事間互相傾訴之事，大家根本沒有想過要校方改變甚麼。可能因為當時大家還很單純，一來覺得可能是自己能力的問題，又可能是因經驗不足(大部分的同事都是大學畢業不久，年資淺尚淺的)，自然備課和批改課業都較慢。二來大家對教育充滿熱誠，又認同學校的教育理想，自然願意多付出，多做一些。而「彼此傾訴」也純是一種感情的宣洩，訴完苦後，大家又會拍下膞頭，咬實牙根再努力工作。

誰不知那些訴苦之言讓校長不知從何處聽到，極為不滿。於是，在好幾次的校務會議上，校長便詳列各科的課擔(校長最喜歡玩數字遊戲)安排，說甚麼自己已盡量公平分配，各科老師的課擔也差不多。又把最多課擔的同事之工作量，做了一些分析。大概的意思是大家的課擔其實也不是太多，不要再投訴了。當時有位勇敢的同事便問為何只是計算課擔呢？其實還有班主任，還有閱讀課的，要計算在內啊？校長只說這些大家都有，是平分的，大家協調一下，佔的時間不是很多。真是荒謬！是否上完課便算是完成工作呢？況且佔的再少的時間，也是時間。而任何一位老師都知道，其實每天最花時間的不是上課時間，而是課後批改課業和處理學生問題。當然後兩者是沒有辦法計算的。校長的答案令同事感受到，校方是無意去改變甚麼的。大家便開始沉默下來。

不久，教員室又開始熱鬧起來，因為大家正流傳一些關於校長對老師批評課擔的看法。說甚麼校長說其實大家都只工作至八九點回家，已經很幸福，因為校長的朋友在銀行工作，每天也是工作至十一十二點才回家。工時長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人家比我們辛苦百倍，但仍無怨無悔，努力工作，我們身為老師實在應好好學習，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我當時聽了很生氣，我對同事說：「別人這樣地工作時間是不合理的。若以這不合理的參考例子，硬套在我們身上，批評我們，要我們向其學習，這是不經大腦的說法。怎可能要求我們向不合理的事情學習？」但礙於當時不能證實此話是否真的出自校長，我們便沒有再和校長爭論甚麼。

但很快我們便在一次的校務會議上，證實了上述不經大腦的話果然出自校長。當時校長重提課擔的問題，說自己在進行招聘面試時，總會問應徵者關於現任學校課擔的問題。然後校長又重施故技，把應徵者的課擔數字和大家的比較。結論當然是我們的較少，一切都是意料之事，大家知道只是數字遊戲，當然不會理會。接着，校長又說其實自己是如何地苦心安排，只希望減輕大家的工作量……又說自己也是如何辛勤地工作，一星期工作七天，見我們多於見家人，自己的家人又如何投訴自己等等……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話。第一次聽的時候，都有點動容，是啊！校長也這麼努力，我做的又算甚麼，實在應加倍努力了！但多聽了，就感到造次，漸感生厭，日後但凡聽到類次的字句，耳朵也會自動地關上，思緒跟着飄遠，直奔白日夢。

當校長不斷地訴苦時，大家都在享受着自己的白日夢。突然，校長說：「其實我問過在大學工作的朋友……」大家的注意力立即回來了，眼光直投在校長身上。我也竪起雙耳，聽聽校長是次的偉論。校長繼續說：「他是一位教授，是老師，他的工作量也不輕，每天都工作至九十點，課後也要批改學生課業，出席大小會議，又要自己寫文章，有時應付一些公務，出席公開場合，工作忙至極點。相比之下，大家的工作量其實已很少了。」

嘩！拿大學教授的工作量和小學老師的來比較，真是有「新意」。而且還要是出自一位小學校長，真是笑爆大家的肚皮。之前用銀行工作者和我們比較已突顯校長的膚淺，如今三口六面，居然夠膽對着大家說出更荒唐的例子，除了形容為「厚顏無腦」之外，我實在想不到別的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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