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世貿示威過後的雜思

反世貿示威過後，隨意瀏覽，大家都在討論此事，大部分的焦點都在韓農值不值得同情/幫助，不少大舉例證自己的論點/立場，嘗試去說服對方。但我發現許多討論一開始就充滿豐富的感情色彩，結果大家由不明白變成了互相質問，由不同意變成了互相反感。其實這樣的討論已經沒有意思，因為大家已過於熱情投入，沒有/没法抽離地從對方的角度去想，只是想盡辦法不斷地去質疑和推翻對方，互相迫對方走向極端。這樣，事情當然是談不合攏，不歡而散。

這令我想起船山先生提過的提問與質疑，討論的態度是很重要的。許多時候要去說服人，要令討論的內容令人信服，大部分取決於態度。如法庭片常常都會出現的，某某本應有罪，但因證人作供是過於激動，結果被律師多問幾次，供詞便是感受多於事實，令供詞可信性大減，間接助某某開脫了罪。在討論的過程，態度用詞很容易在對方眼中變成了挑釁，惹人反感，如陳主教日前說的「香港之恥」，讓人聽了極不舒服，真是過猶不及。

同情等於甚麼都支持，是一種很極端的想法。簡單的例子如有人窮，我很會同情，支持他們找出路謀生。但支持是有條件的，最基本便是要合法的。如果他們因窮而為非做歹，傷害了別人，我會很同情他們犯法的原因，但不會認同其行為。

人越大，越發現世界事情的複雜性，事實有多少面。關於韓農的情況，我不敢說自己知的便是事實。但我是很同情他們的，之前是，現在也是。同情，是基於一種對人的關懷。同情，不需要比較，只需要將心比己。在同情韓農之時，可不可也同情那些受韓國保護主義影響的泰國種米農民？可不可以同情韓國人因此要挨貴米的情況呢？當然可以！我不明白同情韓農會和同情別人有何衝突，為何一定要有所取捨，只能選其一。我又覺得解決問題方面有很多種，可以是兩全其美的，如果解決方法是要把一方迫至極端，走向死亡或要用激進的手法去表達自己，我覺得這不是好方法。我覺得還是要站在受欺壓的一方，多想一點。

說起韓國近年的冒起，以不同形式不斷侵進別國之餘，自己國內的保護主義又極強(通寶便舉了娛樂事業的例子)，這樣的國家，我們是否仍要同情她的國民？是的，我們仍要同情那些受國家政策所影響的國民，即使他們是少數。因為我們看見的是人，不是政策/機制/機構/死物/虛詞/數字。那些可以是很無情，人卻要有情。人民的生活因國家的政策而無以為計，這是很可悲的，所以我也很同情國內沒有富起來的同胞。沒有富起來的同胞成就了富起來的人，但他們不但被人遺忘，其犧牲還視之為應該，是否有點那個？當中是否真的沒有其他的出路？富起來的人是否也應多點良心，為還沒有富起來的人多想一點、多做一點？

韓農的問題令我思考到為何農民對開放米巿場的反響這麼大？我覺得說到最後是因為他們的生活無以為計，他們在面對生活無得選擇從而作出的一種反抗。類似的問題也曾出現在美加，但人們的反應卻不甚大。話說由於近年日韓的汽車以價廉物美成功進軍美加巿場，令不少美國本土出產的汽車滯銷，導致有不少大車廠(車廠之大是相等於一個鎮)都出現倒閉的情況，其包括11月下旬上過新聞頭條的GM汽車廠。工人們聽到有關倒閉的消息都很震驚，但他們仍有會說：「But a lot of us could go to other plants. There are a lot of options.」實況是他們不但可以去別的車廠(日韓出產商都有在美加設車廠的)工作，在工廠倒閉之前後，還有工會幫他們爭取解僱後的賠償和福利等等，國家政策(工會和福利基金的設立)讓大家最後都能一同體驗自由貿易帶來的好處(有便、靚、正的汽車)，繼續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這是最完美的結局。

話說回來，如果這樣說韓國農民的事情就是他們國事(國家沒有為他們計劃好出路，提供足夠的社會保障)，應回到他們自己國家層面內處理解決，不需在世貿會議，在香港弄一場「大龍鳳」。在之前文章的留言裏曾提及在哪裏抗議最有效的問題，在抗議來說在哪裏發聲，聲音才可以傳得最響讓最多人聽見，當然就去哪裏抗議，這是最聰明最應該的做法。在國內國外不斷地抗爭就是為讓聽見他們的聲音，向政府施壓的一種，明顯地，他們的問題令次得到很大的關注，而一直以來，他們多樣化的爭取方式(包括很激進的和很有文化的)，也很成功地吸引各界關注農民的問題，當然我更高興的是見到許多非洲國家發展中國家的聲音也因此被聽見了。

如果世貿是不能取替的，那麼起碼大家可以公平地貿易。或許交易根本不可能絶對地公平，但要求相對地公平，讓大家都生有所計，也不屬為過，更是建制內可以做到的。大家都是生活在社會的鐵籠內，若互相支持，能令彼此多撐一會，又何樂而不為？若果說這是一種利用，在理性的計算過後，其實誰又沒有利用誰？誰又沒有被利用過？過得自己過得人，何必一定要走向一方極端？世事不是如此絶對。